林毅夫:我是實事求是的客觀派,並致力於讓理論隨中國的實踐而發展(上)

 

  擔任過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先生,被認為是國際經濟學界最有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也是對中國經濟決策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其倡導的比較優勢理論和「新結構經濟學」,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成敗的經驗,他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學者。但同時,林毅夫也是引起學術爭議最多的中國經濟學家。他的學術理論和觀點,他的一些政策建議,在中國經濟學界遭到不少反對的聲音。儘管林毅夫在一些學術會議上曾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仍不能消除很多人對於他學術背後思想初衷的追問或質疑。而無論怎樣,面對學界和輿論場,林毅夫所呈現的,始終是一位嚴肅又謙和的學者形象。

  對於當下中國經濟的路徑走向,學術界觀點紛呈,究竟誰是合乎實際的理論解析、冷靜睿智的方法指引、清晰明確的意見主張?國內著名報人和財經評論家、《華夏時報》社長兼總編輯水皮最近就這些問題與林毅夫先生進行了一次較深入的長談。從認識論角度看,林毅夫的學術思想獨樹一幟,有異於國內經濟學界廣為接受的盛行於西方的理論和觀點,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經驗和實踐過程似乎更貼近一些,據此提出的政策建議也顯得溫和、可接受。林毅夫因此在中國經濟學界孤獨得很有道理,但林毅夫也因此不是國內經濟學界的主流,他的觀點、意見和主張獨樹一幟而一以貫之,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以中國經濟的大量實證反思了西方主流的經濟理論,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論體系,並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當代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新方向,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理論和政策思潮已經產生了可觀的影響,並在西方主流學界引起了關注和爭論,「新結構經濟學」被西方學界認為是繼新自由主義之後的一個新的發展經濟學的流派。

  本篇對話錄共有10個部分:1.對標準經濟理論的再辨析;2.對保護與補貼政策的再評價;3.對符合實際解決方案的再論證;4.對新自由主義的再批判;5.對金融自由化理論的再認識;6.對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再思考;7.對全球經濟下行原因的再分析;8.對國企改革路徑的再判斷;9.對投資拉動理論的再強調;10.對學術研究新方向的再引領。本報將分兩期連載。

  1.對標準經濟理論的再辨析

  水皮:相比人們熟悉的標準西方理論,你的經濟學思想是否發生了某種轉變?

  林毅夫:自1988年以後我的觀點前後還比較一致,20多年來,談的問題不斷增加,基本思路卻還比較一以貫之。人們大概很少看到我一篇文章裡有觀點相衝突的地方,也很少看到我上一次講話與下一次講話,或前幾年寫的文章與現在寫的文章有內部邏輯矛盾之處。但我也並非要刻意追求各種表述的一致性,然後去忽略一些問題。當然我運氣比較好,1987年回國的時候,我與中國其他知識分子一樣,認為中國問題很多,而國外發展那麼好,一定有其道理。所以還是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以為把這個經讀懂讀通,拿到中國來,按照這本經,就可以指點江山。當時大家最想聽到的就是所謂前沿思想,我也經常接受邀請去做這方面的介紹。

  但對我而言,1988年是個很大的轉變。那一年中國出現改革開放以後首次兩位數的高通脹,在此之前,1985年,中國的通脹率是8%。除了這兩次,中國此前基本沒有通脹問題。解決通脹問題的辦法,任何教科書或主流理論,都認為是提高利率,以提高投資的成本和增加儲蓄減少當前消費的意願。但當時中國所做的卻是治理整頓,用砍投資砍項目的行政手段來降低需求,造成很多在建工程變成半拉子工程。這在西方標準經濟學理論來看,是很不理性的錯誤的政策選擇,西方和國內許多學者也據此來批評中國政府。但如果因此說中國政府不理性,政策錯誤,那就沒辦法解釋一個現象,即從1979年開始到1988年,中國經濟已經有連續10年的高速增長,每年增長將近10%。如果說這是由於瞎貓碰到了死耗子,那麼一年兩年有可能碰對了,但持續10年都碰對了,這可能嗎?可見中國政府一定是理性的。只有審時度勢的理性政府,採取的政策才能夠讓經濟連續10年高增長。

  水皮:無論是否自覺,那樣的治理整頓一定切合了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吧?

  林毅夫:對。這讓我看到,瞭解中國問題不能照搬現有理論,必須瞭解為什麼中國政府面對高通脹的時候,會採取砍投資砍項目的辦法,而不是教科書上經典的提高利率的辦法。其實在那以後,大概一通百通,我關注了很多問題,瞭解到這些問題的解決在中國不按標準教科書的做法,卻能保持經濟奇蹟式增長的原因,這些認識積累下來就形成了現在的新結構經濟學。

  水皮:你的這一學說主要抓住了怎樣的邏輯?

  林毅夫:所抓住的是我們國家作為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現實,在這樣的國家中體制扭曲的特徵和造成扭曲的原因。經濟的轉型,在中國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一定都是從以政府指導的計畫經濟和政府對市場的很多干預、扭曲為出發點,向著完善的市場經濟轉型。在計畫經濟的時候,經濟一定是內向型經濟,計畫經濟的目的是用國家的力量去發展一些先進的、原本在國內不存在而需要從國外進口的產業,但是,資源有限,若把有限的資源用於發展應該進口的先進產業,則可以出口的產業得到的資源就少了,發展就會受到限制。那樣必然進口少出口也少了,所以,轉型前的經濟必然是內向型的。改革開放一方面是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扭曲,另一方面是要利用好國際國內的市場,所以進出口都會增加。但我們必須要弄清的問題是,為何改革開放前會有那麼多的扭曲,改革開放過程中為何不像當時主流觀點所認為的最優改革路徑那樣一次性取消全部扭曲。

  所有讀經濟學的人都會很容易得到一個認識,那就是有政府的干預扭曲一定有代價。一個代價是造成資源錯配,從而效率低下;另一個代價是創造制度租金,有租金就會有尋租行為,就會有倒爺出現和貪污腐敗。但是否要像「華盛頓共識」所說的那樣,將這些扭曲都一次性全部取消掉?一般學者很容易贊同這種說法,因為現實當中確實有資源錯配,有倒爺出現,也因此就會認為要全部取消扭曲,這樣才會有好的資源配置,才不會有尋租腐敗。所以,「華盛頓共識」很有說服力。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之所以能盛行,也就是因為它解釋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時,似乎可以解釋得很通。

  水皮:有很多學者接受這種解釋,並以此理論比照國內現狀,說這裡不對那裡不對,似乎也能開出些藥方來,但這藥方卻是不對的。

  林毅夫:當時學界有一個共識,就是計畫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所以要轉型,這樣做天經地義。當時的看法是,如果要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如果不一次性將所有扭曲都消除掉,就只會創造出更多的資源錯配和更多的尋租行為。包括我十多年前與楊小凱爭論的,也是這一點;他認為必須把扭曲一次性全部消除掉,建立一個在憲政基礎上的完善的市場體系,然後再去發展經濟,否則會因為無法避免國家機會主義的問題而導致經濟崩潰。這個看法,理論上好像很清晰。西方經濟學界歷來有一個笑話,一個問題問5個經濟學家會有6個不同的答案,而且誰也不能說服誰。但是,按當過哈佛大學校長和美國財政部部長的著名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上的一個說法,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對計畫經濟國家如何轉型有一個出奇的共識,就是採取「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休克療法。但這一主張的實際推行結果怎樣?在上世紀90年代的蘇聯和東歐,確實按照這個方法進行轉型以後,他們的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而且像現在出現在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現象,他們也存在並且更嚴重。

  中國開始轉型時為什麼並未一次全部取消扭曲?1988年治理通脹問題時為何不提高利率,需要將其背後邏輯想清楚。為何當時要保持低利率不動?壓低名義利率的目的是什麼?我瞭解到是為了補貼大批的資本很密集的國有企業。1983年國企改革之前,國企的所有投資是由財政撥款,所需要的流動資金也都由財政撥款,而且全國從國企到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就只有一本賬。1983年開始推行財稅金融改革,國企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貸款就要付利息,但當時中國是一個發展水平比非洲國家還低的發展中國家,資本極端短缺,照理說貸款利率水平應該比較高,因為資本或資金相對短缺。

  對於大型國有企業來說,基本都在資本很密集的產業,違反了中國當時的比較優勢。在一個完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與資本相對豐富、資金成本相對低的發達國家的相同企業比,中國國有企業的生產成本就會相對較高。所以我後來提出的概念是,這樣的企業在那時是沒有自生能力的,一定要有政府的保護和補貼才能生存。1988年中國所面臨的就是這樣的問題。

  如果按照標準經濟學理論將利率提高,這些國企必然會由於成本太高而虧損,難於生存。但這些國企,能否讓其垮台?基於兩個原因,不能讓其垮台。第一,它僱用了大量城市工人,他們若大量失業,會影響社會的穩定,任何國家對此都不敢掉以輕心;第二,這些國企所在的產業與國防安全有關。毛主席說過,如果沒有重工業就沒有軍事工業,沒有軍事工業中國就要挨打。所以,為了國防安全,也不能讓這些國企垮台,而必須給予補貼。

  2.對保護與補貼政策的再評價

  水皮:這樣從實際情況倒推,其背後原因就清晰顯現。

  林毅夫:所以,不管是為了社會穩定的原因,還是為了國防安全的原因,即使提高利率,仍必須繼續補貼這些國企。如果不用金融抑制的低利率政策來暗補的話,那就必須財政明補。但如果財政明補,當時政府財政收入有限,在經濟下行之時稅收更不可能突然增加,財政給予補貼就會增加赤字,需要發票子來填補,貨幣增加了又會導致通脹加重。瞭解到這些邏輯就會發現,提高利率的結果仍是通脹而非抑制通脹。同時也會發現,保證國企生存是政府第一要務,因此,為了控制通貨膨脹社會的投資需求必須壓低,那就很自然地要砍新投資、新項目。所以,這種從標準理論來看不理性的選擇,其實是中國政府在當時的限制條件下的理性選擇。

  類似的現象也存在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上世紀70年代發展經濟學中,有一種金融抑制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得不好是由於存在壓低利率的金融抑制所致。發展中國家確實普遍存在對金融的干預,用行政力量把利率壓低,從而導致資金求大於供,需要用行政力量來配置金融資源。但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根據這個理論把利率放開以後,反而經濟波動更大、發展得更不好。

  水皮:你的意思是,不光是中國政府,但凡發展中國家,都會有這種現象存在?

  林毅夫: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的發展中國家都會採取壓低利率的辦法。這在印度叫重工業優先發展,在拉美叫進口替代。拉美原來出口的是自然資源產品,進口工業製品。當時的拉美政府認為,如果不斷從發達國家進口工業製成品,就可能會產生依賴,所以就開始自己生產工業製品,以替代過去的進口。無論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或是進口替代,其基本內涵都一樣,都是要發展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為了補貼那些優先發展的產業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都會進行金融抑制。而且,資本密集型產業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通常都屬國有。

  對這些沒有自生能力,必須給予保護和補貼才能生存的企業是私有的時候好還是國有的時候好?很多人會認為是私有好,因為,如果做一個回歸分析,就會發現國企效率比民企低,因此國企應改成民企。包括現在所謂國企的產權改革、私有化,或現在所謂的混合所有制等問題的討論,都未深入到這個問題的實質,那些研究並沒有看清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所在的行業不同,私有企業通常是在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而國有企業通常是在資本密集的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

  在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中的國有企業即使私有化之後,其效率能否提高?對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國企,政府一定要保護和補貼。那就必須要問,究竟是在國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還是民營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多?

  上世紀90年代,我與張維迎以及國際上不少經濟學家就這個問題有過爭論,當時他們提出的看法,即使到今天仍佔據主流,認為國企問題的實質是產權問題。但我認為,討論國企的問題,尤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要瞭解到當時中國是個資本極端短缺的低收入國家,直到2001年才跨進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但當時絕大多數大型國企在資本密集型行業,是違反比較優勢的。違反比較優勢,也就意味著企業沒有自生能力,一定要給予保護補貼才能生存,不是明補就是暗補。

  當時我引起爭論的觀點是:違反比較優勢產業中的企業在國有的時候給的保護補貼會少於民營的時候。我的道理很簡單:國企的廠長經理是國家僱員,當然會認為沒有保護補貼活不了,而向國家要保護補貼,拿了保護補貼以後,當時沒有八項規定,私自多吃一點是可能的,而多拿一點,只能偷偷的干,無論何時都是違法,因為那是貪污。但如果國企變成民企,民企不僅不會補貼國家,而且會以同樣的理由說,沒有保護補貼活不了。在這種情形下,民企向國家要的保護補貼越多,放入私自口袋裡的越多,是天經地義。我在那時的這一推論,到現在已被大量的實證經驗所證明。例如,世界銀行和歐洲開發銀行的許多實證研究發現,俄羅斯今天給予其八大重工業集團的補貼要比這些企業在國有的時候多。東歐國家還有中亞國家也有大量的經驗證明,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企業在私有化以後,尋租的積極性很高,政府給予的保護補貼更多。所以,從標準理論來看,好像保護補貼國企不對,應該要市場化經營,那就應該產權明晰,應該私有化,但那些認為私有產權非常重要的人,其實他們的推論,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企業有自生能力並且所有者與經營者都是同一個人的基礎上,但這種企業只能是小微企業,並且所在的行業必須是符合比較優勢。

  水皮:你言下之意是,產權性質並不能決定效率是否必然優先?

  林毅夫:效率在任何時候都要優先,但問題是,私營企業就一定能提高效率嗎?如果是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所有者和經營者是同一人,並且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則私營企業效率會比較高。但是,對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企業沒有自生能力,而且,是大型的,國家沒有能力保護補貼許多這樣的企業,它頂多是寡頭壟斷,但不會是完全自由競爭。在缺乏完全競爭的行業,企業的效率必然不高,缺乏自生能力需要補貼的企業,私有化以後,尋租的積極性反而會比在國有時高。

  3.對符合實際解決方案的再論證

  水皮:這是個證偽的過程,需要時間。俄羅斯、東歐的實踐已可以證偽一些東西。你當時觀念的形成過程,與很多主流經濟學家不一樣,你的理論與他們也不一樣。所以,我覺得你還是有點孤獨。

  林毅夫:我想,大部分的人,當遇到某個問題的時候,是從現有的西方主流理論去尋求答案,而現有的理論似乎也可以把相關的問題講得很清楚,但問題是這樣的理論並不見得抓住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問題背後真正的問題,像前面討論的國有企業效率低的問題,主流理論認為公有制的效率必然低於私有制,但是,在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如果不先解決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的問題,真的照著這些理論去做的話,結果比原來的情況更糟。

  中國官方的基本政策主張,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經濟學者,遇到問題也同樣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如果1988年按照標準理論提高利率,結果會怎樣?

  水皮:如果當時中國政府真的聽取了標準理論學派的政策建議,那會怎樣?中國為何能避免類似俄羅斯休克療法那樣的政策選擇?

  林毅夫:我覺得中國政府有實事求是的傳統。

  這裡牽涉到一個笑話。美國學者斯蒂格利茨有一次到北大國發院來演講,我問他,為何東亞經濟搞得比拉美好?他以開玩笑的方式回答說,從拉美來美國讀書的學生中,學經濟的回去當部長,學工程的留在美國工作。而從東亞來美讀書的學生中,學經濟的留在美國教書,學工程的回去會當部長。我覺得他的話有一定道理。因為一個好的工程師,當面臨問題的時候,會對於所要解決的問題、所要達到的目標、解決這些問題有哪些可行方案、在這些方案中哪個最能實現所要達到的目標有很清晰的認識,而不是盲目照搬書本或理論。作為政府領導人,所追求的目標,一定是穩定與發展。要達到穩定與發展的目標,如果遇到問題,他要考慮有什麼資源可用,在可用資源中哪些方案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在可行方案中,哪個最好。

  水皮:工程師是不會講究什麼主義的,他要用很實際的辦法解決問題。

  林毅夫:但如果是經濟學家,他可能首先考慮有什麼理論可用,會拿理論來解決問題。但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發展中國家的條件與發達國家的條件是不一樣的,在發達國家適用的理論,在發展中國家不見得適用。比如我們剛才討論的通脹問題,發達國家通常沒有因為國家戰略的需要而形成一大批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因此如果碰到通脹,總需求過多,就會提高利率以減少投資和消費來壓減總需求,這是正確的做法。可如果在轉型國家,這就未必是正確做法。如果真的按照提高利率的方式,讓資源在市場上按照價格自由配置,導致的結果一定是為了把新增項目做下去,企業出高利獲取資金,這可能導致現有的大型的、關係到國防和就業安全的國有企業拿不到資金,從而活不下去,而為了讓這樣的企業活下去,是不是又得發鈔票給它?其結果不是又導致通脹率上升,通脹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但如果是一位工程師,他為了抑制通脹,為了社會穩定和國防安全,就會砍投資砍項目,砍那些不影響社會穩定和國防安全的新增投資和項目,而不能砍國企。對國企也不能提高利率,否則國企就會虧本,虧本之後還必須由國家給予補貼,所以最終仍必須維持低利率。話說回來,其實這才是真正的經濟學的思維。

  經濟學理論所反映的是,一個理性的人,當其面臨問題需要做決策的時候,為了達到既定目標,要考慮在給定的預算約束和相對價格之下,可以有哪幾種方案,以及哪個方案最能實現所要達到的目標,不同的人面對同一個問題時由於預算約束和相對價格可能不同,最優的選擇也就可能不一樣。這就是經濟學的本質。後來我以和學生對話的方式寫了一本經濟學方法論的書《本體與常無:經濟學方法論對話》,專門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好的政府決策者的行為選擇是和經濟學的理論對決策者選擇行為的假定是一致的。

  發展中國家應用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時,其實是違反經濟理論所假定的決策者的理性選擇的,這是因為條件不一樣,可選擇的方案就不一樣、相對價格也會不一樣,最優選擇也會不一樣。那些工程師,因為沒有受到現有經濟理論的制約,反而會按照真正經濟理論應有的思維來選擇解決問題的辦法。

  水皮:前兩代中共高層領導中,學工程的居多,這是否與此有暗合?人們過去常說,中國是工程師治國。現在很多人猜測未來中國會否像美國那樣是律師治國,由學法學的或學經濟的來治國。但我們到現在也沒看出這種猜測的合理性在哪裡。

  林毅夫:中國的官員普遍從基層開始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歷練,不管學什麼,會比較瞭解國情,比較實事求是。

  水皮: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普遍不好,是否也和過度迷信西方主流理論有關?

  林毅夫:從實際看,二戰以後,發展中國家追求國家現代化,希望能趕上發達國家。我們所看到的數據是,在近200個左右的發展中經濟體,到2008年,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然後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的,只有兩個經濟體,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台灣。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個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或是石油生產國。西歐和周邊國家差距原本不大,所以一步就跨過去了。還有5個是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其中日本與中國香港及新加坡在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按照指標來看已經邁過低收入門檻,算是中等收入。

  由此可以得到一個規律,其他180多個經濟體長期陷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與過去比,他們好像有進步,但與發達國家比,發達國家平均每年有2%的人均收入增長,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如果人均收入增長不能超過2%,則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沒縮小。總結一下,結論是,基本上,我沒有看到一個根據現有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而獲得成功的發展中國家。

  無論是在發展或轉型過程中表現好的國家,他們的主要政策從當時主流的理論來看是錯誤的政策。比如,現在少數幾個趕上發達國家進入高收入的東亞經濟體,他們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所推行的是什麼政策?是出口導向政策,而當時主流理論所主張的則是進口替代政策,而且進口替代政策聽上去一般人很難不被其邏輯所說服。比如要趕上發達國家,這意味著收入水平要與其一樣高,前提是勞動生產率水平要與其一樣高,這就要求產業也必須與其一樣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否則勞動生產力水平就難以在同一水平。所以就要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但是,這樣的理論沒有考慮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上的差異。

  4.對新自由主義的再批判

  水皮:如果照這個思路走下去就永遠追不上發達國家。

  林毅夫:對於當時資金稀缺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有比較優勢、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不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就是資源密集型產品,但當時的主流理論卻建議他們採取進口替代戰略去發展和發達國家一樣的資本密集產業。當年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則是走從出口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發展的道路,而且都是從發展中小企業開始,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的大產業。但是主流理論認為,應該發展那種跟發達國家一樣的先進的資本很密集的大型產業,而發展中國家普遍靠市場發展不起這樣的產業,就認為這是市場失靈的問題,所以應該由政府動員資源,直接配置到這樣的產業中去。這樣的思路與中國當年十年超英、十五年超美的思路是一樣的。按照這樣的主流理論制定和推行發展政策的國家,沒有一個獲得成功,經濟表現都很差,通常開始時有幾年投資拉動的經濟快速增長,在資本和技術很密集的產業建立起來之後,經濟反而出現停滯,危機不斷。

  水皮:為什麼會這樣?

  林毅夫:因為違反了比較優勢,不能形成競爭優勢,而且是要建立整個產業體系,需要保護與補貼許多企業,可是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不斷進行補貼,因此維持不了。

  水皮:這等於與發達國家進行資本和技術很密集產業的正面競爭。

  林毅夫:所以是以己之短去攻人之長。

  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資金成本相對低,所以其資本和技術很密集產業的生產成本低。而發展中國家資本短缺,資金的價格很高,發展資本和技術很密集產業的生產成本也因此很高,如果不是政府人為壓低資金價格,這個產業體系就無法建立起來。而且,必須給予其壟斷地位,因為即使建立起來了,其產品也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所以,一系列的扭曲正是由此而來。但這個進口替代政策就是當時主流理論的主張,也是當時世界銀行宣揚的理論,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採取了這個政策。但這樣做的國家最終沒有一個取得成功。

  當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推行的是傳統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政策,在當時主流理論來看,發展這種傳統的、技術很落後、規模很小的各種傳統產業,怎麼趕上發達國家?所以當時認為這種發展政策是錯誤政策。但現在少數幾個趕上發達國家的經濟體,走的都是這條道路。為什麼會這樣?後來我以「新結構主義經濟學」加以解釋。

  用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講,產業結構是內生決定於要素稟賦結構。發達國家的產業之所以資本很密集,是因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因此其企業一定要進入到可以使用大量相對廉價的資本的產業,而且其所用的技術是能以相對廉價的資本替代相對昂貴的勞動技術,所以發展的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這樣生產成本就會相對低,就有競爭力。反觀發展中國家,資本很密集的產業需要用很多的資本,但發展中國家卻資本短缺,不是勞動力豐富,就是資源豐富,所以其生產成本低的產業一定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或是自然資源相對密集的產業,資本密集的產業的生產成本和發達國家比會相對高。

  在要素稟賦中,自然資源是給定的不變條件,勞動力雖然會隨著人口增長而增加,但其增加的速度有限,而且各國差異不大。最快的人口增速不會超過3%,即使與零增長的發達國家比,也不會超過3個百分點。但資本卻可以快速積累。如何積累資本?資本是什麼?資本是經濟的剩餘,在經濟的生產中扣除掉各種成本,剩下的那部分,在單個企業叫做利潤,從整個國家角度看叫做剩餘。剩餘當中,沒被吃掉的那部分,作為下一期生產的投入,就變成了資本。

  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相比發達國家要少,一個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前提是其要素稟賦結構中資本的相對豐富程度必須趕上發達國家,那就必須以比發達國家更快速的方式積累資本,那就要按照其當時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比較優勢去發展產業,如此去發展產業一定最有競爭力,就可以佔領最大的國內國際市場,企業的利潤會最高,國家的剩餘會最多。而且,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資本投資的效率會最高,就會有最大的剩餘可以積累,積累的積極性會最高,這樣,資本增加的速度會最快。資本增加了之後,產業結構就要升級,就要升級到資本相對更密集一些的產業。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技術結構升級之時有後發優勢,因為是在國際的產業技術鏈之內的升級,不必再自己發明技術了,而發達國家則必須自己發明技術。在這種狀況之下,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就可以「小步快跑」,每一步看起來很小,但累積起來速度很快。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真正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東亞經濟體,改採取的政策當時被認為是錯誤政策,但它們成功了。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於之前的趕超戰略造成大量扭曲,繼而造成大量的經濟停滯和危機不斷,所以開始轉型。

  當時,轉型的理論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看法是,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趕不上發達國家,是因為有太多的政府失靈,因為政府對經濟有太多干預。干預之後就造成資源錯配,造成租金和尋租。所以,這些發展中國家經濟效率很差。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就必須與發達國家一樣,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這也就是「華盛頓共識」所講的私有化、市場化、政府退出。但推行這些改革舉措的國家,都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了。

  所以有些經濟學家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稱作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因為按照「華盛頓共識」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發展中國家,其實際經濟增長率後來比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低,危機發生的頻率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還高,其經濟的績效當然就更差。少數幾個在轉型當中實現了穩定與快速發展並且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的經濟體,比如中國、越南、柬埔寨,以及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最早開始這樣做的毛里求斯,都是在轉型中採取了當時被認為是最糟糕的方式,即漸進的、雙軌的方式。一方面對原來優先發展的產業繼續給予保護補貼,也不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另一方面,放開對符合比較優勢產業的准入。

  水皮:你提到的這幾個國家,是否都與其特定的社會制度有關,或者,是相對集權的國家?

  林毅夫:也未必,毛里求斯是個民主國家。

  水皮:對,這很有意思。

  林毅夫:毛里求斯是個在印度洋中很小的島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人口只有50萬。上世紀六十年代擺脫法國殖民統治,開始推行西方多黨制民主。在最初,毛里求斯也推行「進口替代」,但卻推行不下去,因為其國內市場非常小。而要發展先進的大產業,國內市場很小,很不經濟,也難以打開國際市場,因為其生產成本太高,推行的結果是效率非常低,就業成問題。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毛里求斯建立了一個加工出口區,到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去招商引資,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和沒有配額的優勢,將產品賣到歐美。在加工出口區裡,一切扭曲和干預都被取消。但在加工出口區之外的產業或企業,都還是享受政府提供的保護補貼。這是標準的雙軌制。毛里求斯的經濟由此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現在已是非洲最成功的國家。但毛里求斯的這種雙軌制在當時被認為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

  當時認為計畫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最糟糕的是像中國那樣的雙軌制經濟。但後來取得成功的新興轉型經濟體,卻都是採取了違背了主流理論的漸進的雙軌制。因此,正如我一開始所說,主流理論有很大的說服力或迷惑力,因為主流理論基本上是一種理想模式下的理論,是假定沒有扭曲、沒有任何摩擦。但發展中國家都有很多扭曲。當有扭曲的時候,就一定要為扭曲付出代價。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很容易就認為,出現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沒有按照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去做。但這些理論沒有考慮到扭曲存在的背後原因,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水皮:新自由主義理論為什麼在學者中依然受到推崇?由此來看,你實際上是一位非主流學者。

  林毅夫:主流與非主流永遠都是相對的。今天的非主流將來也可能變成主流。其實,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後,美國和歐洲已經有許多學者對盛行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進行反思,只是國內許多經濟學家還是堅守著他們過去學到的理論,大學用的教科書也是過去新自由主義時代所編寫的教科書,這些理論在說明有政府的干預扭曲就會有貪污腐敗的問題上似乎很有說服力,而國內這些年貪污腐敗確實有普遍化的傾向,但問題是這些理論並沒有真正抓住問題的本質,真按照這些理論去做,反而可能像前蘇聯和東歐那樣出現更多的尋租腐敗現象。所以,國有企業並非不需要改革,改革好的前提是解決國企的自生能力的問題,才能釜底抽薪地解決尋租腐敗的問題。

  水皮:但很奇怪,世界銀行為什麼會在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前請你去任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

  林毅夫: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世界銀行的目標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解決貧困,以實現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從世界銀行成立到2008年這60多年的時間裡,如果去除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擺脫世界貧困線的6.8億人口數,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而且增加了。這表明它的任務並沒有完成。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取得的成績,從減貧效果看,世界有目共睹。在我之前,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都來自發達國家,他們基本都屬於大師級學者。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負責發展理論與發展政策的研究。

  世界銀行是二戰以後發展理論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發展理論是二戰以後才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新的子學科。公認的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人物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經濟學家保羅‧羅森斯坦‧羅丹,他是世界銀行成立以後發展研究部第一任主任,當時還沒有設立首席經濟學家這一職位。羅丹是發展理論的倡導者,當時,世界銀行也是按照世界主流發展理論,即進口替代、結構主義等,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現代製造產業和建設基礎設施。但這並沒有解決這些國家的貧困問題。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三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安妮‧克魯格,這位以研究國際貿易問題而著稱的女學者,是新自由主義的旗手。她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就是政府干預太多,所以發展中國家要解決發展問題就必須把所有的政府干預都取消掉。這就是當時的「華盛頓共識」。上世紀八十年代,世界銀行的主要業務政策也是根據這一理論來制定。但經歷了60多年,世界銀行並沒有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脫貧,而中國的脫貧效果為什麼會這麼好?所以他們請我去擔任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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